北京四合院的文化
2012年02月23日
二、等级观念。四合院的建筑结构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与宗法血缘关系，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的等级制度和观念用建筑艺术的形式体现得非常充分。具体说起来就是“内外有别，尊卑有序”。血缘关系越近的人在居住空间上的距离相距也越近，反之则相距越远。父母子女等直系血亲居住在内院，旁系血亲就要居住在旁边的院子里，没有血缘关系的仆人只能居住在外院和后院。什么样的人居什么样的房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随意改变。院门不仅具有实用的功能，而且是院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封建社会所谓的“门第观念”、“门当户对”就要具体落实在院门上面。所以各种院门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许逾制。亲王府大门是正门五间，开三门，每扇门上有金钉63个；郡王府正门三间，仅可以开一门，门钉数量也少些；广亮大门里住的是一般的贵族；如意门内居住的是殷实的平民。据说有些原是广亮大门的四合院，平民迁入后不敢逾制，特地在大门两侧砌砖，将大门改小。至于那些墙垣式的小门楼，里面住的都是些小户人家，门上最常见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的对联。
在房屋的高度、开间的多少、面积的大小、建筑的样式、建筑材料的适用等各方面无不体现着等级制度。例如只有王府的正房才能称“殿”，才能用绿色琉璃瓦覆盖屋顶。只有王公贵族的院落内正房为七开间，各级官僚的宅邸，一般为五开间、三开间，平民的宅院只有三开间。房屋的台基，皇室宫殿用三层须弥座，三品以上大官台基高二尺，四品以下官员与平民住宅台基高一尺。庑殿顶、歇山顶只有皇室和王府中的宫殿才能用，一般的宅邸和民居只能用悬山顶和硬山顶。各类屋顶可以由上而下分为七八个等级。
三、同构同形。有人说老北京城是个墙文化的博物馆，此话不假。四合院与北京城、紫禁城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外部形态上三者十分相似，在内涵的意义上，三者十分相同。
四合院有一个由屋墙和院墙构成的封闭的围墙，北京城则是由高耸的城墙构成了一个四面围合的大院落。标准的四合院是由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外院和一个正方形的内院组成，外院在南，内院在北。北京城则是由内城和外城共同组成，外城也是东西长、南北短，内城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而且也是外城在南，内城在北，四合院的正门设在东南角，但是王府的大门是设在正南方的，相当于北京外城永定门的位置。四合院内院的垂花门的位置，相当于北京内城的正阳门的位置，四合院内院的正房相当于北京内城中紫禁城的位置。四合院有一条中轴线，轴线两侧的建筑完全对称。北京城也有一条中轴线，这条中轴线与紫禁城的中轴完全重叠，两侧的宫殿也是对称排列的。紫禁城可分为外廷和内宫两大组成部分，其功能相当于四合院的外院和内院，四合院的内院是家眷居住的地方，紫禁城的内宫是皇帝和嫔妃居住的地方。四合院的外院是仆人的居室和接待客人的客厅所在地，紫禁城的外廷则是皇帝接见朝臣和外国使臣，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在三大殿的东西两侧是内务府、造办处、御茶膳房、上驷院等服务机构，相当于四合院中的厨房、马号，而朝臣无非是皇帝的仆人，所以我们可以说紫禁城是一个放大了的四合院。北京城、紫禁城和四合院是一种同构的关系。紫禁城内许多宫殿的布局和四合院是十分相似的。
清代北京内城是旗人的居住区，汉人只能住在外城，这和四合院内院住着主人一家，外院是仆人的住所所奉行的原则是一致的，都是以血缘的远近来划分亲疏的关系。皇城位于内城的正中，相当于四合院中北屋正房的位置，东城、西城是贵族、富商的居住区，相当于四合院中东、西厢房的位置，皇室与贵族的关系犹如父子关系。外城是平民住宅区，而且越是靠近城墙的区域贫民所占的比例越大，内城的北城墙德胜门、安定门内外也是穷人的居住区，这就像四合院中外院住男仆，后罩房住女仆的情形相仿佛，都是社会地位高的人居住在中心地带，社会地位低的人居住在边缘地带。内城的旗人与外城的汉人、内廷的皇帝与外朝的群臣、内院的主人与外院的仆人之间都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主宰与附庸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北京城内的大小街道相当于四合院内的各条通道，北京城内的园林和绿化带，相当于大型四合院中的花园和小型四合院中种植的花木。北京城是由外城墙、内城墙、皇城墙、紫禁城墙组成，四合院也有院墙、外院墙、内院墙等道道院墙组成，在深宅大院内，两个院落之间，会形成两边有墙的窄长的通道，与紫禁城内东西六宫内的通道十分相似。北京的内城有9座城门，外城有7座城门，北京标准的四合院除了房门之外，也有各种院门将近10个。北京城是“大圈圈里套着小圈圈，小圈圈里套着黄圈圈。”既外城套内城，内城套皇城，皇城套宫城，宫城内还有无数的院落，或相互独立，或环环相套，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套层结构，大型的四合院也是大院里套着中院、小院，各院之间用院墙分隔，墙多门也多，整个院落就像一个迷宫。难怪有的建筑专家称北京是展览门与墙的博物馆。
北京城内的各种建筑无论是宫殿、衙署还是寺庙、商店，其建筑布局都是采用四合院的形式，同是佛教寺庙，北京乃至中国的寺庙与印度的寺庙有很大的不同，倒是与宫殿建筑十分相似，都分为几进院落，地位最高的佛像的位置相当于四合院中长辈居住的北屋，小字辈的佛像的位置相当于四合院中儿孙辈居住的东西厢房。最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天主教堂周围原本是没有院落的，但是北京城里的天主教堂四周都有院墙围绕，显然是一种入境随俗和加强防范的行为。
四、四世同堂。城市起源于居民点，住宅是城市的组成细胞。如果说北京城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的话，那么在四合院这个细胞里就蕴含着这座城市发展的全部基因。如果说北京城内的宫廷建筑最充分地反映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森严的等级制，处处表现出封建帝王九五之尊的社会地位的话，那么四合院则是封建社会城市居民家庭制度的一种物质体现形式，它既不同于乡村中的土围子，也不同于现代的单元楼房。乡村是一个或几个家族的聚居点，居民之间往往不是近亲就是远亲，所以统称为乡亲。全村人往往就是一家人，宗族势力十分强大，一家之长的权力反而受到削弱。邻居之间彼此相互干涉内政，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代城市的单元楼房则是与核心家庭的形式（父母加未成年子女）相适合的，如果住进一大家子人就会过分拥挤，各种矛盾成倍增长，但是子女成年后离家而去又会使空巢家庭过于冷清。四合院则是一个家庭的理想居住形式，祖父母、父母、子、孙四辈人合居于一个院落之内，构成了“四世同堂”这一最为理想的老北京市民家庭的模式，对于邻院的居民或者是礼尚往来，或者是老死不相往来，但都奉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以“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为行为准则。因此大规模的械斗只会发生在农村，而不会发生于北京城内。邻近院中的居民自然是邻居，但只是一种空间的巧合，而没有血缘上的联系。因此老北京人往往采取关起门来过日子的生活态度，不去打听邻院人家的是非，关系密切的也无非是在胡同里打个招呼，说上几句话，关系疏远的甚至三五年内都没见过面。真正关系密切的是杂院中的邻居，但是，“不是一家人，却进一个院门”造成了大杂院里特有的人际关系的矛盾。
在对外封闭的同时，四合院也产生一种向心的压力。父母和子女住在一个院子，使父母更便于监视子女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使儒家的家庭伦理制度通过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物质化、具体化了（例如《红楼梦》中的贾瑞夜里去与凤姐幽会被关了一夜，他的祖父贾代儒打了他三四十板，还不许吃饭，罚他跪在院里读文章，如果祖孙俩不是住在一个四合院里，贾代儒就不会发觉贾瑞一夜未归）。
四世同堂的生活自有其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一面。逢年过节全家人欢聚一堂，热闹非凡，日常起居中儿女便于照顾老人，当爷爷奶奶的也能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同院里的孩子自然会成为小伙伴，兄弟姐妹因朝夕相处感情自然也会加深。但是当一个家庭走下坡路的时候，四合院的各种矛盾就会趋于激化，变得更加复杂。曹禺的话剧《北京人》就是一个例证。
在古代中国，家庭制度与国家政治制度本来就是一体的。儒家以父子关系与君臣相提并论，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的物质外壳——住宅与人际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在汉语中，“家”可以代表“夫”、“室”可以代表“妻”，“家室”则是夫妻的合称。对妻子可以称为“内人”、“贱内”、“屋里的”，对父母则可以称为“高堂”（高大的堂屋）。“廷”的本意是“院子”，可以代指中央政权。“宇”的本意是屋子的边缘，“宙”的本意是出入于屋宇，但是合起来就可以代表整个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庭是培养后代成为社会一员的学校，一个人首先要在家庭中学会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然后才能走向社会。但在实际上，四合院对外的封闭性，院内家长严厉的管教和恬静安逸的生活很容易培养出孱弱的后代，而不敢走向社会。他们在四合院内赋诗、作画、下棋、赏花，过着散淡、悠闲的生活，缺乏生活的目标和生命的激情。清朝和民国时期大概有不少北京居民就是这样在四合院中消磨掉了他们的一生。
在房屋的高度、开间的多少、面积的大小、建筑的样式、建筑材料的适用等各方面无不体现着等级制度。例如只有王府的正房才能称“殿”，才能用绿色琉璃瓦覆盖屋顶。只有王公贵族的院落内正房为七开间，各级官僚的宅邸，一般为五开间、三开间，平民的宅院只有三开间。房屋的台基，皇室宫殿用三层须弥座，三品以上大官台基高二尺，四品以下官员与平民住宅台基高一尺。庑殿顶、歇山顶只有皇室和王府中的宫殿才能用，一般的宅邸和民居只能用悬山顶和硬山顶。各类屋顶可以由上而下分为七八个等级。
三、同构同形。有人说老北京城是个墙文化的博物馆，此话不假。四合院与北京城、紫禁城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外部形态上三者十分相似，在内涵的意义上，三者十分相同。
四合院有一个由屋墙和院墙构成的封闭的围墙，北京城则是由高耸的城墙构成了一个四面围合的大院落。标准的四合院是由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外院和一个正方形的内院组成，外院在南，内院在北。北京城则是由内城和外城共同组成，外城也是东西长、南北短，内城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而且也是外城在南，内城在北，四合院的正门设在东南角，但是王府的大门是设在正南方的，相当于北京外城永定门的位置。四合院内院的垂花门的位置，相当于北京内城的正阳门的位置，四合院内院的正房相当于北京内城中紫禁城的位置。四合院有一条中轴线，轴线两侧的建筑完全对称。北京城也有一条中轴线，这条中轴线与紫禁城的中轴完全重叠，两侧的宫殿也是对称排列的。紫禁城可分为外廷和内宫两大组成部分，其功能相当于四合院的外院和内院，四合院的内院是家眷居住的地方，紫禁城的内宫是皇帝和嫔妃居住的地方。四合院的外院是仆人的居室和接待客人的客厅所在地，紫禁城的外廷则是皇帝接见朝臣和外国使臣，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在三大殿的东西两侧是内务府、造办处、御茶膳房、上驷院等服务机构，相当于四合院中的厨房、马号，而朝臣无非是皇帝的仆人，所以我们可以说紫禁城是一个放大了的四合院。北京城、紫禁城和四合院是一种同构的关系。紫禁城内许多宫殿的布局和四合院是十分相似的。
清代北京内城是旗人的居住区，汉人只能住在外城，这和四合院内院住着主人一家，外院是仆人的住所所奉行的原则是一致的，都是以血缘的远近来划分亲疏的关系。皇城位于内城的正中，相当于四合院中北屋正房的位置，东城、西城是贵族、富商的居住区，相当于四合院中东、西厢房的位置，皇室与贵族的关系犹如父子关系。外城是平民住宅区，而且越是靠近城墙的区域贫民所占的比例越大，内城的北城墙德胜门、安定门内外也是穷人的居住区，这就像四合院中外院住男仆，后罩房住女仆的情形相仿佛，都是社会地位高的人居住在中心地带，社会地位低的人居住在边缘地带。内城的旗人与外城的汉人、内廷的皇帝与外朝的群臣、内院的主人与外院的仆人之间都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主宰与附庸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北京城内的大小街道相当于四合院内的各条通道，北京城内的园林和绿化带，相当于大型四合院中的花园和小型四合院中种植的花木。北京城是由外城墙、内城墙、皇城墙、紫禁城墙组成，四合院也有院墙、外院墙、内院墙等道道院墙组成，在深宅大院内，两个院落之间，会形成两边有墙的窄长的通道，与紫禁城内东西六宫内的通道十分相似。北京的内城有9座城门，外城有7座城门，北京标准的四合院除了房门之外，也有各种院门将近10个。北京城是“大圈圈里套着小圈圈，小圈圈里套着黄圈圈。”既外城套内城，内城套皇城，皇城套宫城，宫城内还有无数的院落，或相互独立，或环环相套，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套层结构，大型的四合院也是大院里套着中院、小院，各院之间用院墙分隔，墙多门也多，整个院落就像一个迷宫。难怪有的建筑专家称北京是展览门与墙的博物馆。
北京城内的各种建筑无论是宫殿、衙署还是寺庙、商店，其建筑布局都是采用四合院的形式，同是佛教寺庙，北京乃至中国的寺庙与印度的寺庙有很大的不同，倒是与宫殿建筑十分相似，都分为几进院落，地位最高的佛像的位置相当于四合院中长辈居住的北屋，小字辈的佛像的位置相当于四合院中儿孙辈居住的东西厢房。最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天主教堂周围原本是没有院落的，但是北京城里的天主教堂四周都有院墙围绕，显然是一种入境随俗和加强防范的行为。
四、四世同堂。城市起源于居民点，住宅是城市的组成细胞。如果说北京城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的话，那么在四合院这个细胞里就蕴含着这座城市发展的全部基因。如果说北京城内的宫廷建筑最充分地反映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森严的等级制，处处表现出封建帝王九五之尊的社会地位的话，那么四合院则是封建社会城市居民家庭制度的一种物质体现形式，它既不同于乡村中的土围子，也不同于现代的单元楼房。乡村是一个或几个家族的聚居点，居民之间往往不是近亲就是远亲，所以统称为乡亲。全村人往往就是一家人，宗族势力十分强大，一家之长的权力反而受到削弱。邻居之间彼此相互干涉内政，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代城市的单元楼房则是与核心家庭的形式（父母加未成年子女）相适合的，如果住进一大家子人就会过分拥挤，各种矛盾成倍增长，但是子女成年后离家而去又会使空巢家庭过于冷清。四合院则是一个家庭的理想居住形式，祖父母、父母、子、孙四辈人合居于一个院落之内，构成了“四世同堂”这一最为理想的老北京市民家庭的模式，对于邻院的居民或者是礼尚往来，或者是老死不相往来，但都奉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以“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为行为准则。因此大规模的械斗只会发生在农村，而不会发生于北京城内。邻近院中的居民自然是邻居，但只是一种空间的巧合，而没有血缘上的联系。因此老北京人往往采取关起门来过日子的生活态度，不去打听邻院人家的是非，关系密切的也无非是在胡同里打个招呼，说上几句话，关系疏远的甚至三五年内都没见过面。真正关系密切的是杂院中的邻居，但是，“不是一家人，却进一个院门”造成了大杂院里特有的人际关系的矛盾。
在对外封闭的同时，四合院也产生一种向心的压力。父母和子女住在一个院子，使父母更便于监视子女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使儒家的家庭伦理制度通过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物质化、具体化了（例如《红楼梦》中的贾瑞夜里去与凤姐幽会被关了一夜，他的祖父贾代儒打了他三四十板，还不许吃饭，罚他跪在院里读文章，如果祖孙俩不是住在一个四合院里，贾代儒就不会发觉贾瑞一夜未归）。
四世同堂的生活自有其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一面。逢年过节全家人欢聚一堂，热闹非凡，日常起居中儿女便于照顾老人，当爷爷奶奶的也能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同院里的孩子自然会成为小伙伴，兄弟姐妹因朝夕相处感情自然也会加深。但是当一个家庭走下坡路的时候，四合院的各种矛盾就会趋于激化，变得更加复杂。曹禺的话剧《北京人》就是一个例证。
在古代中国，家庭制度与国家政治制度本来就是一体的。儒家以父子关系与君臣相提并论，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的物质外壳——住宅与人际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在汉语中，“家”可以代表“夫”、“室”可以代表“妻”，“家室”则是夫妻的合称。对妻子可以称为“内人”、“贱内”、“屋里的”，对父母则可以称为“高堂”（高大的堂屋）。“廷”的本意是“院子”，可以代指中央政权。“宇”的本意是屋子的边缘，“宙”的本意是出入于屋宇，但是合起来就可以代表整个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庭是培养后代成为社会一员的学校，一个人首先要在家庭中学会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然后才能走向社会。但在实际上，四合院对外的封闭性，院内家长严厉的管教和恬静安逸的生活很容易培养出孱弱的后代，而不敢走向社会。他们在四合院内赋诗、作画、下棋、赏花，过着散淡、悠闲的生活，缺乏生活的目标和生命的激情。清朝和民国时期大概有不少北京居民就是这样在四合院中消磨掉了他们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