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叫孙敬修
2012年02月29日
1948年，我家从沈阳搬到北平，我考取汇文一小三年级插班，进入三年级乙班，妹妹进入一年级，四岁的弟弟进了汇文幼儿园。开学前要交学费，当时物价飞涨，金圆券不值钱，学校要求新生注册每人要交一袋洋面。我清楚地记得报到那天，父亲叫来一辆洋车，带妹妹坐车上，脚下放着三袋洋面，叔叔则带着我紧跟在车后，到学校交了洋面，完成了注册报到。
当时我家住在西观音寺95号，出院门向东几步路、路北是方巾巷，路南是闹市口胡同，顺闹市口一直向南，路过东西裱褙胡同再向南到达苏州胡同。苏州胡同分两段，以闹市口为界，西边叫苏州胡同，东边叫苏州胡同下坡，与南北方向的沟沿头街相交，顺沟沿头街一直向南走就到了城墙根儿。城根东面一大片围栏里是德国坟地，西边是汇文中学高高的东墙，德国坟地北边有一条胡同叫毛家湾，进毛家湾向东走就到了盔甲厂，汇文一小就在这里。这便是我每天上学走的路线，是很多同学的必经之路，也就是现在加宽了的站前街。
学校有南院和北院，进南院左右各一个月亮门，左边院子里有体育室和体育器材室，右边进去是一个露天大操场，是学生上体育的地方。汇文一小体育在市里有名，田径、足球、垒球都很棒。
学校北院是教学区，校门不大，门前有石板台阶，拾级而上，进门后首先见到的是个大影壁，绕过影壁可见花园式的大院，向前走是一片走廊式的葡萄架，丰收季节一串串的葡萄让人垂涎，老师们摘下葡萄分成份儿，学生们排队领葡萄的欢乐景象至今历历在目。学校教育学生要学孔融让梨，领了葡萄的学生都会高兴地拿回家去交给家长，没有人独吃的。
横穿过葡萄架再向前走，绿荫之间是礼堂兼饭堂，它的左右两侧都是教室，教室前有长长的走廊，即便是下雨天，课间时同学们照样可以户外活动。
校园的最西边另有一个院落是汇文幼儿园所在地，每天我要送弟弟进了幼儿园的门，再去自己的教室。
汇文一小当时分初小部和高小部，一至四年级为初小，五、六年级为高小。四年级读完，学校发“初小毕业证书”，读高小，要报考，录取后才能进入高小学习。当时的校长是位白发姓尚的老先生，听说是从美国来的。我到校后没多久他就调往天津了。他的女儿随后也从美国回来任校长，就是我毕业证书上签章的尚幸民校长。
我所在的三年级乙班班主任姓张，二十岁出头、白净脸、留着时兴的分头，戴副白边眼镜，白衬衫、灰裤子，讲课时语速缓慢、声音柔和，板书工整、字迹清秀。张老师总爱穿中式布鞋，袜子的后跟是破的，露出了脚后跟，露出的部分像鸭梨，因此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张后跟儿”，又叫“大鸭梨”，这是因为我淘气，被张老师罚过站，我一气之下给他起的外号，其实我心里佩服他课教得好。
开学的后一天，我早早到了学校，见门口站了好多国民党宪兵，押着三个学校的职工出来上了汽车。后来南院大门紧闭，学校通告体育课暂不到大操场。据说是南院大操场里开进了几辆坦克，晚上有地下党朝南院上空打信号弹给围城的解放军报信儿，所以宪兵一早就抓了晚上值班的职工。此后一连几天，每晚学校仍有人打信号弹，宪兵知道抓错人了，一周后抓的人放了回来，体育课恢复在大操场上课，坦克开走了，坦克轧出的痕迹成了男生议论的话题，一直到放寒假。
寒假当中，北平和平解放了，新学期第一节语文课，进来的不是班主任张老师，而是教导主任孙敬修老师。孙老师说：“从今天开始我代理你们班的班主任。大家还记得上学期南院开进坦克，有地下党打信号弹的事吧！你们知道是谁打的吗？”同学们一脸茫然。孙老师提高声音说：“就是你们的班主任张老师！”全班同学一片哗然。孙老师又说：“张老师为了救那三位被抓错的职工，自己冒着被抓的危险，又打了几次信号弹！现在张老师已经调到市里担任更重要的工作去了，语文课由我来教。”瞬间我对张老师肃然起敬，也后悔给张老师起了那样的外号。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了张老师的消息。张老师是我有生见过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文弱的张老师居然是位“仗义”的共产党员，从此共产党员的美好形象深深地埋进我童年的心中。
很多人只知道孙敬修老师最会给孩子们讲故事，尤其孙老师讲的《西游记》，孩子大人都爱听，其实孙老师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我记得孙老师给我们讲“雨花台、中山陵”课文时，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就画出了雨花台、中山陵。讲到雨花台烈士，透过孙老师厚厚的眼镜片，可以看到他眼里满含着晶莹的泪花，悲壮的故事讲完，孙老师的眼泪也流了下来，同学们都哭了；讲到杭州西湖课文，孙老师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西湖、苏堤和断桥,还有三潭映月，不但有景还有小人。从此同学们亲身体会了，孙老师不只讲得好，而且画得好，大大提高了同学们学习的兴趣。多年后当我亲临杭州西湖旅游，依然怀念孙老师的课，真是讲得美、画得真，听孙老师的课有如亲临其境。
孙敬修老师的课堂上要么鸦雀无声，要么欢声笑语，能成为孙老师的学生，我深感荣幸，他不只教给我们知识，还使我们看到什么是多才、多艺的精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