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王公府第

2012年03月08日

有清一代，分封了百余位宗室王公和一百七十余位外藩蒙古王公，自顺治登基至清帝退位的268年中，清朝在京城前后共出现过一百二十余座王公府第（不算在京的蒙古王府），其中贝勒以上级别的府邸有七十余座。这样众多的王公府第在经历了世代沧桑后，所剩至今已为数不多（约四十余座），且大部分已残缺不全，有些仅剩个别房屋、大门、石雕、残墙或古树。相对完整的（至少主路建筑大体完好且不算复建的）仅有：恭王府、醇亲王北府、庆王府、礼王府、郑王府、孚郡王府（九爷府）、宁郡王府、雍亲王府（雍和宫）、淳亲王府、和敬公主府、霱公府（今四川饭店）、寿恩固伦公主府（内务部街11号）。这些王公府第由于经历了不同时期而损毁严重；大部分府邸的主人又时有变更；现存的文献资料相对匮乏，辛亥革命以后又没有及时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考证；许多知情的长者都已故去，口碑无存，给后来的探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对清代王公府第的探究，需要对清代分封制度、建筑规制、宗室皇族内部的关系，以及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地理等特点进行系统的考察。不仅如此，还要对清帝退位之后王府的衰败过程进行全面的调查和考证。这对于今后研究清代的历史、文化、民俗、建筑艺术、城市和人文生态演变等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有关北京王公府第的记载，在一些流传至今的清代书籍、文献和档案中可以见到。诸如：《清实录》、《八旗通志》、《大清会典》、《顺天府志》、《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啸亭杂录和啸亭续录》、《京师坊巷志稿》、《天咫偶闻》、《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其中，乾隆年间学者吴长元在其著述《宸垣识略》中列出了三十座乾隆年间宗室亲王、郡王府地址；生活在乾、嘉时期的礼亲王昭梿因其得天独厚的条件，自然更加熟悉京城的王公府第，在其著名的《啸亭杂录和啸亭续录》一书中，记述了更为详细的王公府第及其地址，仅亲、郡王府就有四十余座；另外还有清末进士、学者陈宗蕃（1879—1954）在民国初年所著的《燕京从考》一书，其中不仅详细记载了整个清代的王公府第及地址，而且也简要交待了府主的身份及辈分，所列出的亲、郡王府近五十座。这些书籍已成为我们今天探究清代王公府第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伴随着清朝漫长的历史，京城的王府由出现到兴盛、再到衰败，也经历了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由于府第众多，府主变更频繁，加上所剩不多，要理清其中的脉络和头绪并非易事。从目前已问世的有关京城王府的书籍、文献、论文和文章看，大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了府邸的建制规格、建筑艺术、王府文化、世系沿革和府邸的逸闻趣事等等。王府作为清朝特有建筑，她的兴盛与衰落必然与整个清朝和清帝退位之后不同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有必要从整体上和各个层面对其进行探究。

1.时代特点

王府作为京城特有的建筑群，同时也属于皇家所有的职能性建筑。从这一建筑群的出现到兴盛再到衰败的过程看，我个人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即：第一阶段是在顺治、康熙朝期间，王府开始形成并大量兴建时期；第二阶段是从雍正朝开始到清末咸丰朝为止。这一阶段从雍正即位后整饬吏治和旗务、建立“秘匣立储”制度开始，各种规章制度得到强化，大量兴建府邸之风得到遏制。在府邸的分配上，采取了规范府邸规制、“府邸分割”、“让府迁移”等措施，到咸丰朝末为止，这一百多年期间王府维持在一定数量上，基本上未建新府；第三阶段是从咸丰末期开始，经历辛亥革命、清帝退位直到民国以后。这一时期，以咸丰十一年（1861）英法两国“租借”梁公府（淳王府）和纯公府作为其使馆为标志，从此，王府的使用功能和对象开始改变并走向衰败，直至完全败落。

第一阶段：顺治、康熙朝时期（1644—1722）

清军入关伊始，由于南明及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势利依然存在，稳固政权的首要任务仍是要消灭这些残余势力。再者，当时清廷正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无暇倾力修建府邸。八旗进驻内城后，首先大量沿用了明朝勋戚和官僚遗留下来的宅第和一些前朝旧宫馆所来安置清朝王公大臣。如：礼亲王府使用了明帝崇祯外戚周奎的旧邸；豫亲王府利用了明代诸王馆址；睿亲王多尔衮使用明南宫作为府邸；承泽亲王（庄亲王博果铎父）利用了太平仓为府邸。从《乾隆京城全图》上可以看出，礼亲王府、豫亲王府、庄亲王府、郑亲王府等占地较宽，这些府邸都是清代王公占据前朝遗留建筑群后逐渐修整拆改而成。此外还有更多府邸的前身至今尚无从查考。

顺治年间，对披甲统兵、效命疆场的王公贵族大加封赏，其中被封为辅国公以上宗室贵族有近百名，大大超过了入关前王公的数量。这些王公贵族当时都属于功封，且占据了相当多的前朝旧邸，是清朝最早出现的一批王府。应该说，入关初期的各个王府只能算作各位王公的居所，且规模和等级相差悬殊，也无从依照定制来规范其形制，当时许多王爷依然在外领兵打仗，并没有相应的府邸。

康熙朝期间，时局趋向稳定，各种规章制度相继出现，为了加强皇权、削弱宗室王公势力，对王公府第的建筑规模和形制也有了新的规定和约束，基本上是按照“前朝后寝”的形制确定，府第的等级依照府主爵位的高低加以区别。根据康熙《大清会典》卷131记载：“康熙六年建裕亲王府（形制略）”……“十三年建恭亲王（常宁）府，规制与裕亲王府同。其余府第多系自造，大略相等…..”当中提到的“自造”，并非完全自行筹款，要修建像王府这样的巨宅，若没有朝廷资助、其他官员的献纳或罚没款项的充抵是不可能的。例如，《啸亭杂录》卷九“吴留村”条记载：“……王建邸时，奉旨命天下督抚佽助，公毫无献纳，王怪之。及邸造成，公适近簾榻古玩诸物，价逾万金，设之庭寝，无不合度，葢公预令人丈量而置办者也。……”文中所指：康熙年间，礼王杰书建府时，即“奉旨命天下督抚资助”，甚至府中陈设“帘、榻、古玩诸物”也系官员献纳。

康熙六年修建的裕亲王府是清朝定都北京后按照规制建造的第一座王府，这在当时相当于一座“样板”府第，对以后其它王府的修建或改建起了参照示范的作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迎来空前盛世，康熙帝先后数次大封皇子（共19位）并赐予府邸，使京城内王府数量又一次明显增加，达到空前。另一方面，“世袭递降”制度和王府定制相继出台，对诸王府邸的规模也有了进一步的规范和约束。

第二阶段：雍正朝至咸丰朝时期（1723—1861）

康熙当朝，出于安邦治国、政治求稳的目的，以“仁慈宽大”的政策善待皇子和王公大臣，以致在其后期吏治腐败、贵戚骄纵、贪官嚣张、旗风渐颓。特别是在其晚年未能妥善解决皇储即位问题，导致诸子觊觎皇位，纷争不断，危害国家，也使康熙本人身心憔悴。雍正身居藩邸多年，虽身处禁宫之外，却一直留心朝政，体察吏治民情，使得他在即位之后能够采取有效务实的手段整饬吏治和旗务、清除积弊、强化皇权，推动一系列改革。康熙时代，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康熙帝都遣派皇子统领八旗，代行都统职权，同时也加剧了各皇子间争权夺利的斗争。雍正即位后，首先消除了诸皇子在八旗中的势力，旗的行政权尽归都统，而作为旗主的诸王不能再干预旗务，只享有爵位俸禄而已，从此八旗统归皇帝一人掌管。

雍正所创建的“秘密立储”的皇位继承制度，简单易行，避免了诸皇子为争储位而产生内讧，且有利于“择贤传位”，并为后来几代皇帝所采纳。按“秘密立储”制度的约束，皇帝可以先给其皇子封爵而不分府，将皇子养在宫中，待新皇帝登基之后再给同辈的诸王分府（如：乾隆登基后给和亲王弘昼分府；嘉庆登基后给留在宫里的永璇、永瑆、永璘赐府），提前分了府的皇子（或过继者）实际上已失去了入统的机会，有的皇子成婚生子后依然被养在宫里。这一制度有效制约了诸皇子为夺储位而相互争斗，甚至以府为营、结帮密谋（雍正当年亲身经历，自然更心知肚明）。乾隆朝时，由于乾隆帝在位时间过长（60年），而皇子永璜、永璋、永琪、永璂都过早薨世，其爵位由他们的子嗣承袭，并分得府邸。雍正以后的乾隆、嘉庆、道光诸帝虽都封过爵（宝亲王、嘉亲王、智亲王），但他们在入统前都没分过府。

保存在中央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有一份咸丰五年年底“内务府为尊旨祥查王公府第房间数目事奏折”，其中列出了二十余处贝子以下至不入八分公府第的建筑规制、房屋数目、完好程度的呈报情况。此次调查，是为了给醇郡王奕譞找到合适的府邸。从档案中可以看出，清代末期可供宫中选择的并适合郡王规制的府邸已不多，有些府邸已破损待修。最后的结果是选择了乾隆五子荣亲王永琪曾孙、贝子载钧的府邸，将其赐予醇郡王奕譞，并将坐落在大佛寺东街的已故王公奕奎的空府一所，裳给了载钧。因为载钧当时已降为贝子，住亲王府已愈制，让府迁移是理应尊旨之事。从奏折列出的府邸来看，府主均为“世袭递降”王公后裔，其爵位大都从上降至为镇、辅国公。清代规定，亲、郡王后裔虽爵位降袭，但府邸不必重新改建，降至镇国公以下，则须迁出另择府邸。因此在奏折上所列的府邸，都有随时迁出的可能。

总之，从雍正到咸丰这一时期，对皇子封爵和分府受到约束。随着皇室成员数量的增加（雍正三年达1500余人），清廷无力承担广建府邸的巨额资耗，可用作兴建府邸的地段也所剩无几，只得通过规范府邸规制、拆改旧邸、“府邸分割”、“让府迁移”等措施，限制了府邸数量的增加。实际上，这一期间废弃了一些旧府（如：廉亲王府、安亲王府、雍亲王府、怡亲王旧府等），而基本上未建新府，府邸数量比康熙末年还略有减少。

第三阶段：咸丰末朝至民国以后（1861--……）

作为清代皇家建筑的王府，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演变，到清代晚期已成为分布于京城中的一群占地宽广、殿堂豪华、园林优美、风格各异的封建王公贵族奢靡享受之邸，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古代城市建筑风景。鸦片战争（1840）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相继入侵中国，清王朝的统治已腐朽没落，外国在华势力也日渐嚣张。坐落在当时东交民巷地区的几座王府，近邻皇宫和各官署，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成了列强意欲攫取的对象。

咸丰十年（1860），清廷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使得洋人为驾驭清政府从而进行扩张侵略，并在京城建立使馆的野心得以实现。到咸丰十一年(1861)春，英、法两国以“租借”的名义先后占据了位于东交民巷的梁公府（英使馆）和纯公府（法使馆），辟为使馆。从此标志着清代的王府也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开始走向没落。

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庚子事变，使众多王府遭受劫难和厄运。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欲废黜光绪帝，册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储，因各国公使极力反对废黜光绪帝，而招致慈禧太后的强烈不满和愤恨。端王载漪、贝勒载濂、庄王载勋及其他大臣等怂恿慈禧利用反帝爱国的义和团，围攻洋人集中的东交民巷及英、法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北堂）、等地。在义和团和清兵同西洋兵交战中，藏有众多教民的肃清王府首先遭到摧毁。在肃王府南侧、与其相邻的法国使馆（原纯公府）也受到损毁。而在西面，与肃王府一街之隔的英国使馆（原梁公府）内，除英国使团外，也聚集着众多前来避难的各国使团人员、商人和从肃王府逃出的部分教民，其抵抗力量也由多国驻军组成，与义和团僵持到了最后，未被攻破。梁公府虽部分地遭受炮火摧毁，但由于府邸的主路部分远离交火区，才得以保全。

由于清廷的出卖，使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的战斗无法取胜，待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慈禧和光绪帝已由大臣及清兵护卫仓惶逃离北京城，由此引来了自建城以来北京最大的一场劫难。出于报复，联军入城后（八月份）纵火焚毁了纵容义和团的王公庄亲王载勋和端郡王载漪的府邸，与端郡王府西邻的质亲王府也被殃及，仅聚集在庄亲王府内的义和团团民被屠杀就达一千七百余人。《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肃亲王府和裕亲王府也都被划入东交民巷的使馆界，肃亲王府址改建成为日本使馆及兵营；裕亲王府址成为奥地利使馆，裕亲王府的末代主人魁璋，在庚子事变时携家眷逃出了府邸。

在被义和团围困的西什库教堂（北堂）内，约有七十余名洋兵和三千多名教民。清廷同样耍两面手段，表面上催促义和团拼死猛攻，却一直与洋人明来暗去，导致了义和团民轮番攻打长达六十三天，而久攻不克，死伤严重。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派兵援救北堂，义和团力不能支，溃散而去。北堂刚一解围，主教樊国樑随即扯下伪善的面具，鼓动洋人和教徒四处抢劫。樊国樑对曾赞助过义和团的礼亲王世铎恨之入骨，也深知其府邸藏宝丰厚，他率领教徒们闯入礼王府，将府邸洗劫一空。光从礼王府拉到北堂的元宝，仅他承认的就有十二万两。同时，紧邻礼王府的朗贝勒府（定王府）也遭到同样命运。

早在慈禧下谕围攻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之前（六月份），北京的义和团就已经捣毁了天主教西堂（西直门内）、南堂（宣武门内）和基督教亚斯立堂（崇文门内），还有俄罗斯东正教堂（东直门内）等众多教堂，杀死教徒众多。其中，西堂的神父和教徒死亡逾千；东正教堂的教徒死亡大半，约二百多名。八国联军进京破城后，以血腥屠杀进行报复，坐落在西堂和东正教堂周围的王府也没能幸免。处在东正教堂北侧的履亲王府和诚贝勒府被俄军毁坏，后来重建教堂时将两座变卖后的府邸遗址一并圈入其界内；位于西堂周围的直郡王府、贝勒永璂府、橚贝子府也不同程度地毁于兵火。

清朝鼎革之际，宗室贵族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朝廷俸禄和在在外省的庄园（即田庄，属清初跑马圈占和朝廷恩赐，各王府数量多少不等）收入。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长达267年的统治。就在隆裕太后下诏让国前夕，将各王公的府邸及其庄园，赐为私有。原本清代对王府的管理甚严，禁律即弛，以致各府王公的奢侈、挥霍之风反胜于鼎革之前，年头不长即臻于困顿，府邸后来又多落入外国势力、教会、民国政要和军阀汉奸等手中。

依照民国政府对清皇族的优待条件，起先各王府还可以领到俸银，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并修改了优待皇室条件，皇族俸响随之断绝。年俸取消后，收入只得依靠庄园地租一项，但当时宗室贵族已失去了政治保护伞，各庄庄丁无视王公地产、愈加侵占，有的抗租甚至盗卖，使皇室庄地难以维持。于是，有的王公干脆就将有租之地变卖；还有的王公企图保住庄地，但到民国十四年（1925），军阀政府又下达没收全部王庄的命令，此举无疑加快了各王府走向败落。

尽管收入中断，但这些王公贵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虽大都无谋生之能，却有挥霍之习。民国一开，有的王公开始吸鸦片、置洋房、装电话、吃西餐、买洋车、串赌场、逛妓院等等，一夜之间输掉宅子的有之，如载黻。对于一座偌大的王府，府主和家眷，连同管事官带佣人杂役等加起来少则百十号人，多则还要一倍左右，要维持往日的奢华生活，愈来愈不可能。有些王公将府邸出租，靠“吃瓦片”度日；也有的王公家财巨丰，靠吃银行利息和开买卖维持生计（如庆王载振等）；更多的王公最初以变卖祖上遗留的古玩、珠宝、字画等苟延，后来竟卖掉祖坟的树木、砖瓦、石料等物以及马号、花园等附属建筑，最后直至府邸。变卖了府邸之后的王公贵族，大都住进了胡同里大小不一的宅院，家口减少，日子也大不如前。譬如，贝勒载润于1928年先把府邸的中、西部分卖出后，得了十万大洋，先置办了一辆伏特、一辆道吉轿车，后来又换了一辆别克。十年之后，他又将府邸东路售出，也卖得十万大洋，他又用其中一部分钱买了榆钱胡同的一所六十余间的宅邸居住。到1945年过不下去时，他只得将所住宅邸再度出卖，买下了多福巷里的一所三十余间的院落，用余下的钱继续维持生计。那时有很多的王公子弟，就这样凭着家底来回折腾，直到日渐贫困，后来只得自食其力，四处谋生；也有的虽家道败落，但自幼家学深厚，日后造诣非凡，如书画大师溥心畬、溥雪斋、毓嶦、启功等以及著名学者金寄水、金光平、金启骔、贡桑诺尔布（末代蒙古王）等；还有的家境衰败后无法谋生，甚至靠借债乞讨度日，境况悲惨；另有极少数王公贵族逃到伪满洲，拥立溥仪复辟，企图恢复前朝旧制，其中有的甚至投靠日本军国主义，充当间谍，如肃王善耆之女金碧辉（即川岛芳子）。

清代北京的王府由于占地广、房屋多，适于作为学校、官邸等近代城市新出现的公共职能机构的场所，也为民国后登上社会政治舞台的军阀政要们所垂涎。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京城的教会势力，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从没落王公手中攫取了相当数量的府邸，其首要人物就是西什库教堂（北堂）法国神父包士杰。

据末代恭亲王溥伟之子毓君固（毓嶦）撰《恭王府典卖房产、土地只经过》一文所述，民国初年，府中绘制出府邸蓝图一份，共有房屋1000多间，府后另有带人工湖和假山的精致花园一座，占地130亩，当时王府已经济拮据，入不敷出。神父包士杰早就相中了位于什刹海李广桥西街这片清幽之地一带的府邸，于是托人来府游说，愿凭蓝图抵押，借给府中35000元（大洋），每年年底结帐，这样的“便宜事”自然成为急于用钱的府主所乐意接受的事。第一年结帐时，连本带利一共是35500元，而神父并不立即索取这笔帐目，反而再主动借出4500元，凑上4万元为整数。面对这笔“慷慨”之款，挥霍成习的府主又欣然答应。到翌年年底结帐时，子息便按4万元来计算，还不了没关系，再借几千凑五万整数继续借。就这样年复一年的利滚利，不仅将年利为本，而且还假充善人再借几千凑整，比所谓的“驴打滚”还凶一筹。数年之后，王府欠债就达20多万大洋，无法还清。这时的神父便揭去了“慷慨”的面具，向府主索要府邸作抵押。如此巨大的府邸，光砖瓦木料也绝不止20多万现洋。当时府中尚住着恭亲王奕訢的福晋和三个儿子，其中包括末代恭亲王溥伟。对如何偿还欠款，在三个儿子之间引发了一场析产的官司，连同西什库教堂也在被告之内，它的高利贷手段按法律也是非法，而且还要如此廉价地将王府收为己有。由于当时外国在华势力强大，中国的法院对教堂也没办法，官司一拖就三年，而利息却没有停止。开始打官司时，只欠24万余元，到三年后又滚成了28万元。溥伟感到这场官司无法再打下去了，只好妥协。实际上，按当初抵押蓝图时借的35000元为底算起，以后几年陆续凑整再借，溥伟最多也不过借了西什库教堂14万元。最后的结果是把恭王府劈成两半，前边的房屋全部给了教堂用来抵债，后花园留给了溥伟的两个兄弟，可官司所判的整个王府所占土地还是归教堂所有，因此后花园也无法再卖给别人，要卖只得卖给教堂，而且教堂每年还要收取地租300元，就这样下来，地租的欠款也达若干。神父包士杰是个中国通，而且相当狡猾，他看出了这样的封建贵族家庭日趋没落，迟早要有破产卖房的一天，于是先将土地权弄到手。到1937年花园变卖时，这座有着近200年历史的恭王府早已变成了罗马教廷在华创办的高等学校---辅仁大学的一部分（女生宿舍）了。

不仅如此，在包士杰的利诱下，位于在恭王府西侧仅一街之隔的涛贝勒府，于1925年以十六万元的租金、百年为期，典给了天主教本笃会，作为辅仁大学校址。辅仁大学又在花园南侧建起一座造型典雅的中西合璧式大型教学楼，四角楼顶覆以绿琉璃瓦，楼中辟有天井式园林庭院，楼内有图书馆、实验室、教室等五百余间，还有一个可容纳一千人的礼堂。

以类似的手段，包士杰还直接或间接地将郑王府、睿王府、宁郡王府（怡亲王府）、蒙古那王府弄到手。睿亲王后裔，已故的著名学者金寄水生前曾讲，包士杰只要看中了那个王府，差不多都能弄到手。他先是主动借钱给府上，按高利贷计息，等到欠款达十万左右还不上时，再将府主告上法庭，凭着强大势力，官司一打准赢。他家所居的睿王府就因还不上教会的钱，法院派人来查封时，他的叔父，末代睿王中铨携家人被迫出逃，后来府邸被拍卖。至于有多少府邸让包士杰算计了，本人尚没能查到更多资料和证据，数目肯定不止于此。其实，包士杰不过是个精明神通的教职人员，操纵他的应是西什库教堂主教林懋德等人以及相关的教会势力。

1928年，灯市口西街路北的惠亲王府（也称奶子府）的主人，贝勒载润将府的西路和中路部分售给了教会，作为罗马教廷驻华代表公署，教会出资十万大洋。到解放初期（1952），住在府上的最后一任公署使节黎培理被驱除出境。东四十四条（船板胡同）西口路北的肃亲王新府，于1947年由善耆后代把府的后部卖给了天主教堂，并建立了神学院。

改朝换代后，许多民国政要成为了一些府邸的新主人。顺承郡王府被张作霖买下作为其居京的官邸；还有北洋总理熊希龄（住克王府）、军阀段祺瑞（住贝勒允祜府）、杨宇霆（住孚郡王府）、万福麟（住洵贝勒府）、日伪时期的汉奸王揖唐（住循郡王府）等都先后住进了王府；庆亲王奕劻次子载黻（辅国公）以宅邸抵押赌注而输掉，抗战胜利后此邸成了蒋介石在北京的行辕；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24年底北上来京直至病逝就住在达公府（和敬公主小府）。

民国刚一开张，袁世凯就将刚刚竣工的摄政王载沣新府（位于中南海集灵囿）作为国务院办公地。1918年徐世昌任总统时，又改为其总统府。后来段祺瑞执政，又将和亲王府作为其执政府邸。民国初，仪亲王府被政府征用，西部为邮传部，又改作过交通部，后为北平市政府；东部为财政部。

孚郡王府在日伪时期是日本特务机关“偕行社”所在地，当时关闭了朝内北小街的阿斯门，将府前的倒座改成大门出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励志社”又使用了这座府邸，戴笠还时常出入此邸。1940年前后，末代庆亲王载振将王府售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售价约伪币45万。抗战胜利后，此府邸作为敌伪逆产由国民党政府接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编审会和国民党空军被平地区司令部就设在府中。

翻开民国时的旧北京地图，可以发现有很多府邸已变成了学校。其中，和嘉公主府（松公府）作为北京大学校本部直到新中国成立。民国时，称为北大二院，理科和校长办公室在此；中国大学的校址是郑王府；民国大学的原址是醇亲王南府（此前由王揖唐改建为中华大学）；由蔡元培挂衔开办的华北大学，校址是礼亲王府；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址是孚郡王府（九爷府）；协和医学院的校址是豫亲王府；辅仁大学校址在涛贝勒府，女生宿舍在恭亲王府；北洋大学北平部工学院的校址是原端王府，有一小部分校舍是端王府遗留下来的零散房屋；民国二年，石虎胡同的贝子府（祥公府）成为蒙藏专门学校校址，前国家领导人乌兰夫曾在此就学；北平私立大同中学校址在睿亲王新府。上述这些府邸的变化也反映出民国一段时期，在北京兴学办教成为时尚。

2.清代王公府第的分布特点

现存最早记录京城王公府第的文献，当属乾隆年间的《宸垣识略》和《乾隆京城全图》。其中，《宸垣识略》记述了19座亲王府、11座郡王府以及其他众多王公府第的具体地点；《乾隆京城全图》上标出了37座王公府邸（有5座已废）的具体形制图。当时距清朝鼎定北京已有一百多年，属清王朝的繁盛时期，王公府第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但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分布是如何形成的？其它未标出的王府在哪？等等。由于现今记述清代王公府第的文献资料相对匮乏，要弄清楚这些疑问，实非易事。本人实属晚辈，仅仅根据某些现象和线索做一些探讨，愿以此就教于方家。

1）按“家族”聚居

   清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封建王朝，其统治阶层的核心是宗室贵族，在建立王朝和维持统治的过程中，其家族势力始终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时也保留着一些氏族社会时期的族群聚居的特征。清军入关前后，各方势力是以军事组织形态（旗）存在的，其驻扎与分布也呈现家族聚居的特征。

清朝宗室贵族中其家族一般按“支”而论，一个支系中不乏有多名能征善战的将领，分封之后又出现多个王公。以努尔哈赤第三子舒尔哈齐这一支而论，其家族中，不仅有“铁帽子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府邸在西城大木仓），而且还有贝子固尔玛浑（府在西城辘轳把胡同）、辅国公扎克纳（府在甘石桥西斜街）、镇国公屯齐（西城甘石桥）、贝子洛托（西城兵马司）、公巴尔堪（西城馓子胡同）、贝勒尚善（西城酱房胡同）、辅国公门度（西城细米胡同）、贝子付喇塔（西城背阴胡同）、镇国公德普（西城兴隆街）。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府邸的位置限定在一定的区域内，大都处在前后几条胡同内，远的离府群也不出3、4里。府邸分布与此类同的支系还有：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支系（宣武门内一带）；次子礼亲王代善支系（西四缸瓦市一带）；七子饶余敏亲王阿巴泰支系等（东单台基厂一带）。努尔哈赤第二子穆尔哈齐支系中也不乏骁勇善战王公，如：辅国公穆青、汉岱、塔海、祜世塔、喇世塔；贝子务达海。他们的府址至今尚未能都查到，但可以判断其府群大致应在东城北新桥的南北一带。代善支系中分封了三位“铁帽子王”（还有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而且这三家“铁帽子王”的府群又都相对集中在西四和西单一带。上述这些府群的分布，是在清初时期形成的，反映出清朝入关伊始功赏众室、聚首待兵等特征。

清初后分封的许多王公，除自己被赐予府邸外，其家族中也另有一处甚至几处紧邻的小府。如：肃亲王小府在其身后的王府井南口，即今北京饭店新楼的位置上，府主是肃亲王豪格第五子温郡王猛峨；庄亲王府曾被周围百姓称作“大王府”，而他的弟弟惠郡王博翁果诺的府邸就在他府邸北面的新街口，百姓也称为“二王府”；怡亲王允祥薨世后，其第七子弘晓承袭了怡亲王爵位，府邸迁入朝内大街。而其第四子弘晈被封宁郡王，府邸位于北极阁三条，称小怡王府。咸丰十一年（1861），慈禧发动祺祥政变，作为“顾命八大臣”之一的怡亲王载垣被夺爵并赐自尽，怡亲王府被收回后另赐给道光九子奕譓，改称为孚郡王府（九爷府），而怡亲王的爵位则由宁郡王这支的载敦承袭，载敦由镇国公一跃成为了世袭罔替的亲王，其府邸也由“小怡王府”而改称为“怡王府”。家族中的“小府”，一般住的是未袭本家始王爵位的王公（由恩封或考封的），虽是“小府”，但也颇具规模。而另外很多的王公家族的“小府”就在本府前后身的胡同里，规模只是宅院（属府里自置的）而已，居住其中的人物当然不属显贵王公，而大都是家族内的闲散宗室及其家室。总之，从地理上看，王府分布似乎无甚规则，但是依家族聚居则呈现出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这种依家族聚居的府邸，也有“内部调整”的现象。如礼亲王府的分支谦郡王府，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在今羊肉胡同。可后来走访时得知，谦郡王的后代并不在羊肉胡同居住，而住在五王侯胡同（今西四北八条）东口。经查阅民国初年旧报，才知羊肉胡同原谦郡王府址住的是礼王家族另一支巽亲王后裔。究其原因，是巽亲王和谦郡王两家早先商议后决定调换的，属于家族“内部调整”。由于不牵涉皇产流失，所以内务府对此是允许的。

通过对照和比较清军入关前的《盛京城阙图》和乾隆十五年的《乾隆京城全图》，大致可以看出王府的分布也有相似的特点。入关之前，在盛京（沈阳）皇宫周围只有十一座王府。其中，睿、豫、英三王的府邸紧挨一起，饶余亲王和肃亲王的府邸也紧靠一起，这种分布和入关之后在京城的分布也很相似；另一个相似之处：势力很大的王公府邸，在地理位置上相对疏远，依皇宫周围呈鼎足之势。如睿、豫、英亲王和郑亲王、礼亲王、肃亲王、敬谨亲王等之间在地理位置上较为分散，而郑亲王府和睿亲王府之间在地理方位上相距更大。这种分布特点在入关前后的两座都城中较为相似，或许也反映了清初时期政治势力之间相互牵制的特征。

2）临朝摄政

作为清初的一个特殊现象，即睿亲王多尔衮的府邸选址在皇城之内的明南宫（明代英宗复辟前幽居的场所）旧址，距皇宫的东华门仅里许，与他亲近的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的府邸就在其府邸身后隔一条街，同处于皇城内。而另一位同母弟豫亲王多铎的府邸也在其东侧不远的东单三条。在入关后政权初建的关键时期，多尔衮的摄政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府邸所处的位置也与他当时的身份和作用完全相匹。而他和一向对其鼎力拥戴的同母兄弟都各掌有一个正旗的兵力，加上在两黄旗内的“亲党”力量，他们最少也能三个半旗的兵力，这在诸王中居于绝对优势。从地理位置上，这三处府邸对当时统朝摄政、控制局势也极为便利。清初词人吴伟业在《读史偶述》中诗云：“……..七载金腾归掌握，百僚车马会南城”，反映了当时的摄政王邸成为势倾朝野的权力中心，炙手可热的情景。

多尔衮病死后，其爵位被追削并黜出宗室，府邸也随即废弃，在康熙时改建成玛哈噶喇庙（今为普渡寺）。株连所及，英王阿济格也遭幽禁，爵位陡降，府邸改为光禄寺。豫亲王之子多尼虽有战功，也未躲过降爵之殃。

无独有偶，末代小皇帝溥仪继位（1908）后，其父醇亲王载沣成为摄政王，经隆裕太后批准的《摄政王礼节总则》中规定，在中南海西北岸的集灵囿地区（即今紫光阁以西至府右街一带）建造建国摄政王府。可直到宣统三年（1911）十月，此邸尚未竣工，此时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清朝的统治。载沣在清帝即将退位之时，辞去了监国摄政王之位，仍居原醇亲王府（后海北府）。因此可以说，清朝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该邸建成后，成为袁世凯属下的国务院办公地，后又曾改作徐世昌的总统府（1918）。今原府址仅剩花园部分，即修复后的中南海西花厅。

3）王爷的府址与旗属

除了以家族聚居的府邸外，其它大部分王公的府邸是否就处在王爷所在的旗界之内哪？答案并不肯定。如：号称为“蓝旗王”的郑亲王的府邸处在镶红旗界内；肃亲王富綬属镶白旗，府址正蓝旗；恭亲王奕訢属镶蓝旗，府址在正黄旗；敬谨亲王尼堪属镶红旗，府址在镶蓝旗；钟郡王奕詥属正红旗，府址在正黄旗；果亲王允礼属正红旗，府址就在正红旗；……….等等。经过查证，众多王府的分布并未受八旗界址的局限。

在一些海内外出版的有关清皇族的书籍中，有很多将皇族都写成是“正黄旗”，造成了许多困惑。其实，不仅一般皇室成员，就是王爷也只有部分属于“正黄旗”，他们各有自己的旗属。王公府邸的分布也遵循着一种大致的规则，即“贝勒以下归旗管，贝勒及贝勒以上不归旗管”。这一说法，出自睿亲王后裔、著名学者金寄水之口。如何理解？清史专家冯其利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我理解就如同某区或某街道管界内，住着某位首长，区里或街道管委会原则上是管不了的”。这一比喻通俗易懂，也就是说：贝勒及贝勒以上王公的府址并不一定就在王爷的旗属界之内，而贝勒以下王公的府址应在其所属的旗界之内。

再说，整个清代纯粹为某个王公建造府邸的例子并不多见，而总是不断的在拆改和调整。要安置显赫王公，仅在其所属旗界内，找到适合的府邸并非易事。而贝勒以下王公的府邸，论规模一般不超越胡同间的格局（通常是府邸的前后身在两条胡同之间，横向延伸各有不同），占地面积也与胡同里的大宅相当，容易找到并改建成府邸。

4）府邸的分割

从康雍朝起，由于王府规制颁行，工部的建造则例及有关制度陆续完备，王府的规模也逐渐按定制趋于程式化、定制化。从《乾隆京城全图》上，稍加注意即可发现，有的王府紧贴着另一处王府，譬如：慎郡王府紧挨着果亲王府；礼亲王府紧挨着巽亲王府（即后来的定亲王府）；履亲王府紧贴着诚贝勒允祁府等等。有的甚至三处王府挨在一起，譬如：位于铁狮子胡同的和亲王府、贝勒斐苏府及和敬公主府；位于台基厂的裕亲王府、经版库（原廉亲王府）及昭忠祠（原安亲王府）。这一现象并非属于“家族聚居”或“大府”与“小府”的关系。众所周知，王府周围原则上没有街坊，这一情形的出现就是因为此处前身是一座大府型府邸，在王府规制出现后，若某王独住已经逾制。而把这样的府邸分割开来，即解决了某王独住的逾制问题，又可为新的王公安排府邸。如铁狮子胡同的府邸原为顺治五子恭亲王常宁府，为安排康熙九子贝子允禟，把原府东路划给了允禟，后来又把原府的西路划给了和敬公主，而恭亲王常宁曾孙贝勒斐苏的府邸只保留了原府的中路部分。这样，经过历史的演变，原来的一座大府就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了。

5）让府迁移

清朝的王公府第一直是由内务府掌管的皇家财产，只是在清帝退位前隆裕太后下诏赏作私产的，有的府邸曾先后经历过数位王爷使用。如位于太平湖的一座府邸，清初为贝勒喀尔楚浑府邸，乾隆四十九年（1784）赐为荣郡王府，清末成为醇亲王南府；西城官园的果亲王府后来为瑞亲王府，及至惇亲王奕踪第二子载漪过继时，传旨有误，瑞亲王府遂改称为端郡王府；果亲王府的东邻先为诚亲王旧府，后赐予康熙二十一子，改为慎郡王府，其嗣孙、乾隆六子永瑢袭封后改称质亲王府；西直门内的恂郡王府先为九公主府，后为橚贝子府。总之，除了清初的八个“铁帽子王”的府邸外，几乎所有府邸都曾住过不只一个王公家族。

令一家王公让出其府邸，转赐另外一家王公，再将让府的王公安排别邸的现象，在康熙朝之后屡见不鲜，即所谓的“让府迁移”。让出府邸的王爷不是因“过失”被消爵、降爵或处罚，就是因其爵位已降至较低品级（一般是镇国公或以下的品级），没资格再住其始王的府邸。

6）另类的府邸

潜龙邸

按清朝立的规矩，如果王府的主人入承大统或嗣皇帝位，其府邸就要空出，作为“潜龙邸”保留。雍和宫的前身是雍亲王雍正的府邸，雍正即位后其府邸成为“潜龙邸”，其中一半（西半部）改为黄教上院，另一半（东半部）作为皇帝行宫，但行宫后来被火焚毁。雍正三年，众臣奏请皇上将潜邸升为宫殿，雍正命曰“雍和宫”。

道光帝第七子醇亲王奕譞第二子载湉入宫继嗣皇帝（光绪），其诞生地、太平湖畔的醇亲王府（南府）成为了潜龙邸，其家人也举家迁往后海北岸的新府（原成亲王府）；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第一子溥仪再嗣皇帝（宣统），他的诞生地、后海北岸的醇亲王新府再度成为潜龙邸，又在西安门皇城内集灵囿新建醇亲王府，欲作载沣的摄政王府，已近建成时清朝灭亡，新府易主。

城外的唯一孤邸

在京城北郊昌平有一个叫“郑家庄”的地方，历史上这里曾有过一座清代的王府—“平西府“。此府为何建在农村？原因是：康熙年间，太子允礽两次被废，一直幽禁于城中。康熙晚年，或许为安置允礽诸子孙和众多仆从，就在昌平郑家庄南建成一座。雍正即位后，封允礽二子弘皙为理郡王，又将弘皙及家人安置在郑家庄城内。雍正考虑的是想让弘皙远离禁宫，才有意做此安排。乾隆四年，弘皙又获罪，遭革爵，不许出城。后又黜出宗室，圈禁于景山东果园。至此，平西府作为一座王府前后共经历十七年，并于乾隆十年被内务府拆除。

王府的改称

查看《乾隆京城全图》时，不难发现有几座王府已改变了称号，分别是：康亲王府（原礼亲王府）；简亲王府（原郑亲王府）；信郡王府（原豫亲王府）；平郡王府（原克勤郡王府）。这些王府名称的改变是由爵位的承袭改号造成的。

从改号的过程看，礼亲王代善这支在顺治六年由礼王第七子满达海袭爵，改号巽亲王。同年，礼王第八子祜塞第三子杰书袭郡王，赐号康。据此，在礼王老府中有巽亲王府与康郡王府并存的一个时期，且老礼王府被一分为二，形成由康郡王杰书住东半部、巽亲王满达海住西半部的格局。后来由于满达海这支缘事被革爵，其居所巽亲王府也遂废而空。而康郡王杰书在康熙十六年承袭亲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第二子济度，受封于顺治八年，称简郡王，而当时始王济尔哈朗仍然在世，显然不能赐予“郑亲王”爵位。济尔哈朗薨世后，济度才袭亲王爵，仍号为简；豫亲王爵位受多尔衮之牵，始王多铎嗣子多尼袭封时赐为信郡王；肃亲王豪格第四子富寿袭爵时，改号为显。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上述宗支的封号才改回为原始王的封号。被承袭改号的还有饶余敏郡王这支，其四子岳乐于顺治八年袭爵时，赐封为安郡王，后晋为安亲王。但此爵位受“世袭递降”的制约，以后也未能改回原始王封号。显然，受承袭改号的宗支均为清初的显赫王公，他们在入关前后叱咤风云、功高震主，同时也在宗室权贵之间结下诸多恩怨。承袭改号或许是朝廷有意识地间接削弱这几支显赫王公的影响。

王府的他用

雍正当朝，对宗室王公分别采取了打击和拉拢的策略，几座府邸的变迁既是印证。从《乾隆京城全图》上可以看出，原康熙朝时在台基厂位置上的三处并排座落的府邸（从西往东分别为：裕宪亲王府；廉亲王府；安郡王府），有两座已改作他用（改成为：昭忠祠和经版库）。而原位于王府井的怡亲王府，也标成为“贤良寺”。

据《清实录》记载，雍正即位初年，就下谕八旗官员等：“老安郡王居心不正，谄附辅政大臣。又自恃长辈，每触忤皇考。………将袭封安郡王之本章发回，不准承袭。其属下佐领著俱撤出，另赐他人。”雍正二年（1724），雍正又谕九卿詹事科，于京城内相度之地建昭忠祠，用于崇德报功，风励忠节。而后选中了安郡王府址，安郡王岳乐后裔随即迁出。昭忠祠基本保留了原府格局，只添建了碑亭和祭祀设施。

康熙第八子廉亲王允禩，在康熙在位时结党钻营、欲谋皇储之位，曾遭康熙斥责。雍正入统之初，为收买人心，将他委以任用，并对其不轨言行未以追究。然而，允禩并未知恩稍敛，反而变本加厉，终不被雍正所容，对其进行了彻底清算。雍正四年（1726），允禩获罪被革去“黄带子”，称其为“阿其那”（满语：狗），并将其府邸（廉亲王府）改作为经版库。

作为康熙第十三子、雍正弟弟的怡亲王允祥，在雍正即位后禁抑宗藩的过程中，协助雍正有力打击了八弟允禩、九弟允禟等异己势力。同时，他表现出的“谦慎廉恭”等品行，受到雍正恩宠和赏赉。他于雍正八年其薨世后，雍正谕举其功德，命复其名为“胤”，配享太庙，谥曰“贤”，并谕“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镌刻其墓碑之上。允祥生前表示愿死后将其怡亲王府舍为庙宇，故后将其邸改为贤良寺。寺内添建了碑亭、燎炉等，碑文为雍正御撰。贤良寺又于乾隆二十年（1755）移建于原址东侧的冰盏胡同，规模也大为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