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丧葬风俗
2012年02月29日
丧事的筹办
人生在世，都会经历生老病死。世界上的所有民族在丧葬上都有各自的民俗习惯。老北京的丧葬习俗与全国各地相比可说是大同小异，从中反映出儒、道、佛三种宗教的影响。此外还有一部分居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和天主教基督教徒，他们的丧葬习俗也有其特点。
中国封建时代形成了厚葬的风俗。不仅官绅富商的丧事办得十分隆重，就连平民小户人家也不惜采取借贷、典卖家产的办法大办丧事。这种风俗主要是受儒家倡导的孝道观念的影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以长辈的丧事办得是否体面、隆重衡量子女是否有孝心的观念，并以此作为子女继承遗产的一个重要条件。那些有财产继承权的晚辈人必须按照传统的礼俗打幡、摔盆、顶丧、驾灵、发送老人后，才能名正言顺继承老人的遗产。在丧事中破费多的晚辈往往能多分到遗产，于是出现了几个兄弟互相竞赛，争着多花钱的现象。还有一种情况是葬仪的费用是从死者的遗产中出的，这样晚辈们办丧事时就更大方了。
旧时丧葬礼仪有着繁琐的程序，首先是家人病危，称为“落炕”，也就是躺在炕上起不来了的意思。老北京城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因此病重时也没有住院一说，只不过是请个中医大夫到家里来诊治。清末民初时北京城里有了几家医院，不过除了少数达官贵人外，大多数北京人还不习惯接受西医的治疗，平民百姓也付不起住院的费用。
如果病人的病情严重，无法医治，大夫就会嘱咐家属准备后事。有些庸医因为延误了病情，又怕担责任，索性连这些话都不说，开上几副药之后就溜之大吉了。
病人一旦落炕，如果是家族中的长辈，就要从其他房间迁到正房的炕上或太平床上躺着。子女要每天斋戒沐浴、焚香祷告，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求医求药。要亲自伺候病人的饮食起居，伺候汤药，端屎端尿。夜间儿子们要轮流值夜，在病人神志清醒时要寻问有何遗嘱，并记录在纸。家中主事的长子要与伯、叔等长辈及兄弟一起商量料理后事，像请画师为老人画像留影，请懂行的亲属到棺材铺定购棺材，还有“讲杠”、“讲棚”、“讲响器”、“讲烧活”等事宜，即联系出殡的仪仗，搭灵棚、雇吹鼓手、订制纸糊的冥器等，另外还要到饭庄里预订酒席，到寺庙里请僧道念经、放焰口，称为“讲席面”、“讲经”。
病人临终前要换床，一来是为了冲喜，二来是怕以后他人不敢睡在这张床上。一般人家是从附近的杠房租上一张灵床，也称作“吉祥床”。穷苦人家则是将门板卸下，支上两条板凳充当灵床。换床时要由儿子亲自上手，病人就头朝西，脚朝东，以便“西方接引”。还有长子抱头、次子抱腰、三子抱脚等不成文的规定。
病人临终前要换上寿衣。男人的寿衣是长袍马褂，女人的寿衣是袄裙。身下边必须铺上黄褥子，身上必须盖上白单子，叫做“铺金盖银”。穿寿衣前要先给病人净身沐浴，包括洗脸、洗发、刮脸。清代的寿衣也有一定之规，凡是王公大臣的寿衣，都是穿戴自身品级的官服，身穿丝绸制成的蟒袍、补服及内衣，头戴官帽脚穿粉底朝靴，靴底有莲花图案，表示脚踩莲花，修成正果。平民百姓的寿衣都是棉袄、棉裤、棉长袍，用藏蓝色或古铜色的绸子做面，内衣用白布做成，脚穿白布棉袜，满族人穿宁绸青靴，汉人穿圆口鞋，也有穿福字履的。头枕平金枕，汉人还有脚枕。女用寿衣外边是棉袍，里边有小棉袄、棉裤，一般是红里蓝面，头上戴蓝底红花的观音兜或垫帽，脚穿白布棉袜、尖口鞋，寿衣、鞋、帽绝对不能用皮子做成，据说如果亡人穿皮衣、皮鞋，下辈子就会托生为畜牲。另外寿衣也不能用缎子做，因为“缎子”与“断子”同音。寿衣上不能钉纽扣，只能钉带子，因为“带子”有“后继有人”的意思。棺材里的铺盖少则三铺，多则九铺九盖，都是取单数。
清代的王公大臣死后经皇帝批准，可以铺上陀罗经被，是在黄绫子上印着红色梵文经字的被子，有钱人家有还要给亡人戴上首饰。帝王和贵族死后要用一颗穿上红线的珍珠填入口中，红线的另一头系在衣襟的飘带上，平民百姓则以红纸包上一些茶叶填入亡人口中，称为“含殓”。为了防止诈尸，还要用红、白色的绳子将亡人的两条腿拴上，并且在亡人胸前放上一本皇历，上边再压上一面镜子，也有压上一个秤砣的。
病人死后，如果是长辈就停放在正房堂屋正中，灵床前要设立供桌，桌上必须摆放长明灯。这种灯是铜制的，外形像一座塔。平民家庭有的是用棉花捻成灯芯，放在灯碗里点燃，也叫“倒头灯”。民间传说阴间像深夜，漆黑一片，点上长明灯是给亡人照路。还要摆上一碗倒头饭，上边插上三根秫秸棍，每根棍的顶上插上一个面球，叫做“打狗棒”，饭上放着三张小烙饼，叫做“打狗饼”。
设上供品焚上香之后，所有亲属要跪在灵前高声举哀，将纸钱和纸元宝焚化。有钱人家还要请来和尚、道士在灵床前念倒头经，将彩纸糊成的轿子、轿车焚化。汉人门前要挂挑纸钱。满族人家要在门前竖起三四丈高的幡。
亡人的亲属要身穿孝服。孝服分为五等，称为“五服”，分别用粗麻布、熟麻布、熟布制成。按照与亡人血缘关系的远近，不同的亲属要穿不同的孝服。封建宗法制度中关于孝服有非常复杂、繁琐的规定，这里无法一一尽述。关于守孝的时间，也有详尽的规定，从三年到三个月不等。
孝服的式样还有满族、蒙古族、汉族之分，有男女之分，不同的时期也不完全一样，但总的来说大同小异。孝服的面料有粗麻布的、细麻布的和白布的。子女的孝服不缝底襟、腰间系上一根麻绳，汉人的孝服是男子头戴白孝帽，上边钉着棉花球，长孙钉一个，其余的孙子依次增加。重孙辈钉粉棉球，身上穿粗布孝袍，脚上穿白鞋。
妇女的孝服是麻花包头和搭头布。用孝布拧成麻花箍在头上，换系白头绳。女儿和孙女用白布带子扎上头发。孙子、孙女的孝袍要在肩膀上钉一块红布。重孙子、重孙女钉两块红布，外孙子、外孙女钉一块蓝布。
满蒙旗人男子的孝服是四开气袍子。不钉钮扣，只钉布条，头戴青布小帽，脚穿青布靴，不蒙白布。旗人妇女的孝袍大致上与男子相同，只是孝袍不留开气，孝带系在腰中间。头上的发式要改梳，有拆头撂辫和不拆头撂辫，还有撂单、双辫之分。
病人死后，在大殓之前，丧家要向亲朋好友报丧。平民百姓家一般只以口头报丧，官绅富商家庭则要发出报丧条子。丧家还要请阴阳先生验视亡人，并开具殃榜，类似于后来的死亡证明。殃榜上要写明死者出生的年月日、去世的年月日，实际年龄，并确定入殓的具体时间，入殓时忌什么属相，出殡、发引、破土下葬的时间，将这些内容都写在一张白纸上，贴在门口。
民国时期，北京市政当局利用民间对阴阳先生的信任，允许阴阳先生继续以此为业，但是必须到公安局接受考试，合格后经立案，然后可以营业。阴阳先生一般有一些法医知识，他们要具实鉴定死亡原因，如果死者是正常死亡，就给开具殃榜。如果怀疑死者是自杀或他杀，则要通知官府，请法医验尸。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市民凭殃榜到卫生局换取出殡执照。一些非正常死亡者的亲属为了掩盖事实真相，会设法贿赂阴阳先生，个别阴阳先生也会徇私情包庇事主。1928年以后，市政当局规定不再以殃榜换领出殡执照，开殃榜变成纯粹的民俗。
